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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

    夏九嘉听得愣愣的：“哦……”

    随着聊得深入，夏九嘉对三个人的医生经历分别有了有针对性的了解。

    其中一个，曾经历过也门空袭。

    他的语气悲凉：“那个时候伤者太多，必须尽快进行分流。我查看伤者伤势，在胳膊上绑绑带。黄色绑带说明情况不太严重，可以等等，红色绑带说明生命正在流失，必须抢救，而黑色绑带……说明希望渺茫，建议放弃。我看上几秒，就得做出决定。我……直到今天依然记得……那一个个被我绑上黑色绑带的人们在看见医生赶到时的重燃希望的眼神……有时夜里都会琢磨：我的那些决定，真的全都正确吗？”

    见他这样，另外两个同事开始轻生安慰。

    还有一个，亲历过苏丹战乱。

    “有次，我们所在的难民营非常危险。项目主管说，大家都有父母子女，他能理解。如果害怕，就乘来送物资的小飞机离开，立即回国。当时我们全都觉得肯定要与至少几个同事告别，于是去了停机坪。结果，飞机降落、卸下物资、又起飞，没有人走。”

    最后一个，在较贫穷的几个非洲国家当过产科医生。

    “去年我在塞拉利昂。”她说，“妇女分娩死亡率是1/8……那些姑娘那么年轻。而且，在文化中，女性地位非常……哎几乎等于生育工具，有时好不容易救回对方，她却觉得没有zigong不如死掉……于是我们一边觉得愚昧不堪，一边全力保住zigong。因为，就算没有生育能力，她们也会觉得，还有希望。”

    夏九嘉一路听到许多故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小众群体。

    这让他想记录下来。

    以前，他好像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