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５０章 看似废话 (第2/7页)

，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有‘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