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３５章 时代抉择 (第6/7页)

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cao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