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５７章 不彻底 (第4/5页)

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南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却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对于侥幸逃过亡国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

    而奴事于异族政权的士大夫们，依旧可以做高高在上，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异族，有什么关系呢？大宋子民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什么关系呢？维系儒教道统才是最重要的事。并积极为异族统治者寻求统治中原的合理性、编造出“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伪理论，主动投降异族。

    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南宋兴起的理学也只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而言，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