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２６１章 权衡利弊 (第2/5页)

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常态。而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也能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产生新的文化。

    此阶段的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也称得上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而在新儒学的重建过程中，赵昺也发现士人们崇尚名节cao守，以此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士人的地位已经稳固，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开始出现，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到了赵昺到来的时代，大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官场腐败，经济崩溃，世风日下，很多士人放弃了过去坚持的cao守，转而追逐名利，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就他获得的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