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2章 幻想与现实 (第7/7页)

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

    如此辗转相加，物价被进一步拉升，却无人顾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简而言之，沦陷广州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赵昺唯不见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考量。

    若是说商人逐利，见利忘义，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士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之中在亡国之后其中有为国殉道者有之，但是在节cao的弃与守的大是大非这个问题上，在国之存亡之际，大多数人还是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在守节和失节两极间走向了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