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667节 (第6/8页)

、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浚《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