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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底气十足地评论起狱方的处理方法来：“你们这样处理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汉都监狱警员长期缺编，恐怕抽不出人力为生活无法自理的杨犯打理一切吧？”

    “确实如此。我们只能调一些轻罪的女反革命犯照顾她生活。”

    “这样一来，会不会正中杨犯下怀，给她提供了狱中串联的机会呢？”别看索正雄对工作有时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遇到大事却不糊涂。

    “一天实践下来，我们也感觉不妥，但电话总机总说你工作忙接不进去，所以就赶紧过来请你拿个主意。”吴正森讲的是真话，小心谨慎的他深知不问并不代表放权，生怕索正雄日后责怪他专擅，因此今天一早把面上工作交给了副监狱长，自己亲自来到警务部大院向索正雄通气。

    “既然你们看得起我，叫我拿主意，我也就不推辞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一点执行定好的镣铐作息时间表，让杨犯生活自理吧。”索正雄这个决定固然存在理性思考的成分，但不能否认也与他考虑在后面的审讯中要冒险对杨惠娟用刑有关。作为审讯专家，他深知罪犯健康状况和受刑敏感度的关系。如果杨惠娟成天戴着“十大件”，健康程度急剧下降，即使受了酷刑，麻木不仁的身体也未必会将痛苦准确地传递给大脑，这样的用刑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了。拿完主意，索正雄还有些不放心。“吴监狱长，能不能告诉我镣铐作息时间表的具体内容？”他还想评估一下这份作息时间表会对杨惠娟的身体状况产生什么影响。

    “时间表是以晚上入睡为起点的。此时除脖铐可能引起窒息必须取下外，杨犯要戴着其余九件镣铐上床。早晨7：30起床后为了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