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１７章 乱在根源 (第3/5页)

统治的工具。

    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攻陷汴京，掳走二帝后，形势发生了逆转。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到昌国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

    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直到绍兴十二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